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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之春的威权政治视角解读

阿拉伯之春的威权政治视角解读

 

 

 

 

冷战体系坍塌以来,阿拉伯世界的两次民主化政治改革都无果而终。第一次失败的外因是民主选举可能让政治伊斯兰势力“劫持”的悖论式前景阻遏了西方国家推动民主的决心,[1]第二次则是因为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深陷泥沼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但阿拉伯国家民主化政治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却在于它始终只是一种被迫启动而非自主选择的权宜策略,是各威权政府应对外部压力与缓解合法性危机的无奈之举,压力消退后依旧延续原有的威权政治发展轨迹。与此同时,由于西方背景的文化审视认定世俗民主与“真主主宰”之间完全对立,民主化政治改革往往导致政治伊斯兰势力膨胀,阿拉伯国家很难走上民主道路的“中东例外论”成了西方社会的主流话语。[2]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因之在得过且过的犹疑和拖延中一再错失机遇。鱼游沸鼎,燕巢飞幕,用之不时,必也燋烂。2010年底,突尼斯一名街头小贩抗议粗暴执法的自焚之举成了民众泄愤事件的导火索,一贯虔诚安静的穆斯林突然走上街头,或和平或暴力地表达自身诉求,其溢出效应波及中东北非的多个阿拉伯国家。威力所及,突尼斯总统匆匆去国,埃及总统无奈辞职,也门总统被迫让权退位,利比亚政权在惨烈内战后实现更迭,巴林借助邻国军队维持秩序,多国大手笔向民众施惠并提升军政人员工资,叙利亚冲突升级为了事实上的内战。在这场西方媒体称之为“阿拉伯之春”的街头革命中,民众的诉求主要是抗议政治改革停滞和民生发展失衡,呈现出参与主体年轻化、核心诉求世俗化、组织手段现代化、宗教团体边缘化等诸多新特点,颠覆了阿拉伯人不会上街游行、经济自由化应该先于政治改革、只有威权政治才能防止伊斯兰主义者攫取权力等传统观点。[3] 鉴于阿拉伯世界的威权政治坚冰已经开始融化,突尼斯、埃及、也门和利比亚等国的利益派别正在艰难博弈,摩洛哥和约旦国王主动放弃任命首相等重要权力推动政改,海合会国家依靠石油美元和集体行动自保求安,叙利亚有长期内战化的发展趋势,如果从威权政治发展演变的视角审视,将有助于准确理解阿拉伯世界正在发生的政治变局和社会动荡,更好地把握阿拉伯世界的未来发展。

 

  威权政治的由来及其发展

 

近代以来,在工业文明浪潮和本土民族主义崛起的双重夹击下,也因为西方意识形态的强势地位,后现代国家大都在独立初期仿建了西方的民主政治,希望借之实现富国强兵和现代化。然而由于各国内部的现代因素贫乏,民主政治本身又常常使新建立的政府比较孱弱,既无法有效应对繁杂具体的政治经济问题,又迫于利益集团的反对而难以推行结构改革,经济发展迟缓,社会长期不稳,新政府持续地陷入危机状态。而那些具有一定现代意识的政治军事强人,往往能够凭借铁腕手段高效地整合国家资源,提供医疗、教育以及民生等初级公共产品,逐渐稳定了社会秩序并及早启动工业化步伐。从历史功利主义的角度看,尽管民主政治比威权政治带有更大的进步性和较优的终极效果,但后发国家由于自身条件的贫弱,建设中的民主政治在促使社会稳定和发展方面反而不如高度集权的威权政治。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起步阶段出现的众多威权政治,是实现赶超型现代化过程中不得不经历的特殊政治形态和发展阶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现实基础。与此相关联的理论解释就是,近代以来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威权政治”,是介于“极权政治”和“民主政治”之间的过渡性政治形态,其特定的历史和现实内涵就是充当通向民主的工具或民主在早期的监护者角色。[4]

后发国家的威权政治大多出现在各国现代化的初级阶段。威权政府普遍推崇“政治高压、经济成长”的国家主导型发展模式,通过经济发展绩效向民众“购买”合法性,仅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容忍民间社会的发展,议会、选举等制度设施充当了高度集权的民主外衣。由于进口替代战略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效果明显,社会各阶层均能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民众的政治参与意愿不高,以经济发展换取政治合法性的增长主义有着足够的实践空间。威权政治不仅能够在民主外衣下顺畅运行,还起到了整合秩序和推动发展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向中高级阶段发展,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出现了两点新变化。从民众角度看,当安全和物质基础获得基本满足后,以权利分享为核心的精神文化需求越来越突出,并逐渐被作为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安全、权利和物质条件)的根本手段。但另一方面,缺少变革动力的威权政府严重受限于社会利益结构的渐趋固态化,既难以推动社会进一步发展转型所必需的深层结构性调整,又因为经济增长的限度无力平息民众对贫富鸿沟和城乡差别等分配不公现象的愤懑。威权政治早期的积极和谐状态逐渐消失,其作为秩序维护者、润滑剂和协调者的角色日益弱化,稳定秩序的政治作用走向了反面甚至反动,被淘汰出局、垮台或发生转型就是一种必然,具体发生时刻取决于经济发展何时遭遇瓶颈制约。也就是说,一旦经济发展遭遇瓶颈制约,例如进口替代战略指导下的初级工业化和经济成长因本国市场饱和而增长乏力,强力推动第二阶段工业化的高昂成本又加剧了通胀压力,追赶型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后发优势基本上就释放殆尽,以能源重化工产品大规模生产和消耗、社会生产主要满足居民基本消费需求为特征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大体结束,经济蛋糕不能继续做大而必须进行“零和”逻辑下的分配,一人之所得必然地导致另一人之所失,民众对贪腐、贫困、高失业率和两极分化的容忍度显著降低,基本利益受到损害的社会各阶层就会高度动员,目标直指基本已完成历史使命的威权政府。[5]

作为一种过渡性政治形态,威权政治如果只限于价值威权,其专制暴力指向公认的恶行而不是人民,主动实施结构性经济改革,赋予形式化的民主设施实质性内容,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就有可能在和平或暴力较少的情况下完成,执政者既为自身营造了长久生存空间,同时也造福整个国家和民族。反之,如果威权政治主要是暴力专制威权,限制、否定甚至剥夺民众的选择权利,试图在不变革社会利益结构的前提下从发展经济自然地过渡到民主,威权政治就可能退回到更为保守落后的极权政治。事实上,由于意识形态上的专制导向暗示,在具体运作中又较少有效的制度性监督和权力制衡,威权政治的保守倾向会随着执政时间的延续而增强。而一旦体制内保守主义势力的积累超过、或者抵消了进步力量的增长,威权政治就步入其晚期化阶段,要么转型为民主政治,要么退化至类似极权的前威权状态,发展结果取决于威权政府的具体应对,取决于威权领袖个人或者统治集团的良知、历史认知和对民主的态度。从12世纪的“大宪章”开始就一直向民众妥协的英国王室至今仍能得到体面的对待,法国的波旁王室则因回避和拖延来自第三等级的呼声而遭民众唾弃。虽然历史个案对比鲜明,但现实发展却总是遵循各自的逻辑。在19722003年间的全球344个威权主义政体嬗变中,77%都是新的威权政府取代了旧的威权政府。[6]

革命是一切“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7]组织和发动革命的魅力型领袖基本都是克里斯玛型权威。[8]在早期,这些克里斯玛型领袖大多肩负民族国家的历史使命,借助军队、政党等现代政治工具最终将其理想付诸实践并建立了某种秩序,其人格魅力和丰功伟绩能够吸引民众长期追随,也比较注意廉政、效率及革新,治下政府生机勃勃。但革命易,建设难,随着社会发展从凯歌高进的宏大革命主题转入复杂琐碎的建设主题,新政权及其领袖曾经的革命特质逐渐消磨殆尽,“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9]威权领袖自己也往往被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所迷惑,不仅对变革的要求反应迟钝,把向民众妥协和让步视为软弱和背叛,通过压制舆论和民间组织来巩固统治;而且常常贪权恋栈,大搞个人崇拜,逐渐抛弃了最初的建国理想转而寻求长期执政、终身执政乃至权力世袭。即便是那些有着较强现代观念且在任期内有所建树的威权领袖,也会采取弱化立法、行政等官僚部门及司法机构权限的做法抑制公民社会发展,虽然也赢得了一部分人衷心甚至狂热的拥戴,却削弱了高质量民主政治所需的社会基础,造成民众对领袖的严重心理依赖,进而导致全民族普遍的政治冷漠和不成熟。

这种政治冷漠和不成熟的重要表现,从过程看就是整个社会缺乏最高权力和平转移的政治架构,权力的交接过程往往伴随尖锐的冲突乃至血腥暴力,社会变革只是旧体制内不同利益集团的交替掌权,避免动乱成了威权政府在危机时刻的重要存在理由。从结果看则是社会改革基本局限在权力阶层的人事变革,较少涉及意识形态变革和国家治理方式变革,长期遭受打压的反对派无力提供新的秩序替代方案,社会整体的政治及文化发展基本在原地踏步。由于革命不是一蹴而就,判断革命成败的标准不是起点而是终点,不是口号而是革命后的长期实践结果。只有长时间地进行民主建设、打造出新的政治合法性来源,才算真正获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果实。如果革命过程中对现行秩序破坏得越厉害,社会越是分裂,不仅新的政治权威就越难建立,并且很有可能导致新的暴力统治或意识形态整肃运动、例如民族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的合流。[10]

 

  阿拉伯国家的威权政治现状

 

独立初期的阿拉伯国家在发展阶段上基本都处于前现代时期,必须实施赶超型现代化发展战略,以政治变革引导经济变革,全面推动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由于确立了多重的发展目标,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不得不多头并进,因而同时面临着集权与分权、政治与经济、投资与福利、环保与发展、民族化与国际化等诸多困境。为了防止这些矛盾和冲突演变成社会动乱,同时也为了给经济高速增长创造稳定的政治环境,加之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威权政治基因,除了英法直接统治的阿尔及利亚、苏丹、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实行共和制政体外,其他独立或半独立的阿拉伯国家都实行具有极权性质的君主政体。二战结束初期,阿拉伯世界共有9个君主制国家,分别是伊拉克、外约旦、沙特阿拉伯、也门、阿曼、埃及、利比亚、突尼斯和摩洛哥,占当时全世界国家总数的1/5。在其后席卷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中,虽然埃及、突尼斯、伊拉克、利比亚、也门5个国家的君主制被推翻,但先后独立的科威特、阿联酋、巴林和卡塔尔四国,却纷纷加入了君主国的行列。[11] 在现在的22个阿拉伯国家中,君主制国家有8个,占全世界君主国总数的1/3,且都是君主拥有实权的绝对君主制或二元君主制。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以外的阿拉伯共和制国家,都在短暂且程度不同的议会民主制实践后转而实行威权主义政体。威权领袖们凭借威望和铁腕把持国家大权直到去世或被推翻,继之而起的新一代威权人物往往重复前任的执政轨迹,同样会执政数十年直到去世或被推翻。

阿拉伯国家的威权政治同时兼具多种统治方式,在不同历史阶段和政治时期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从纳赛尔、萨达特到穆巴拉克,埃及的威权政治就经历了从“包容性政权”到“文官”治理下“排斥性政权”的发展。巴林、科威特和卡塔尔等君主制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一度令人鼓舞,国情特殊的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一直实行冲突型的刚性分权架构,伊拉克在萨达姆被推翻后由曾经的包容性政权直接步入了半民主国家行列。按照统治方式和政治参与程度方面的差异,阿拉伯国家现阶段的威权政治现状大致可划分为三种类型。

 

阿拉伯国家的威权政治类型[12]

 

非民主政权

(半)民主政权

排斥性政权

素丹式政权

包容性

政权

军人政权

文官政权

石油君主国

传统君主国

阿尔及利亚

埃及

巴林

约旦

吉布提

黎巴嫩

苏丹

叙利亚

科威特

摩洛哥

利比亚

伊拉克

毛里塔尼亚

突尼斯

阿曼

 

科摩罗

巴勒斯坦

索马里

也门

卡塔尔

 

 

 

 

 

沙特阿拉伯

 

 

 

 

 

阿联酋

 

 

 

 

阿拉伯国家威权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和来源大致包括如下几种类型。首先是众多产油国,包括海合会六国、利比亚和伊拉克,一定程度上还包括新兴产油国苏丹等,都通过提供基本的民生福利和社会保障向民众“购买合法性”。由于世界对阿拉伯石油的广泛依赖,产油国需要统一调度和开采油气资源以保护国民经济,威权政府因之就可以、也能够凭借对油气资源的垄断而获得合法性。第二个合法性来源是传统意识形态对上层建筑的维护,体现为家族渊源、游牧传统、历史联系和宗教影响等。在约旦和摩洛哥,统治家族的圣裔色彩是统治家族身份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和标志。沙特阿拉伯的执政家族非常强调瓦哈比教派的作用,珍视自己的两圣地护主身份,宣扬沙特是穆斯林民众的精神祖国,凭雄厚财力支助世界各地的伊斯兰事务。卡塔尔、阿曼、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等国也是这类威权主义政权。威权政治的第三个合法性来源是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绩效,主要体现在实行总统共和制的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也门等国。这类国家的政治精英们大多出身军旅,他们通过社会革命或者反殖民战争建立政权,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政治上采取政党政治名义下的个人长期专制,经济上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上尊崇名目繁多的主义,部分地满足了民众对公平正义的渴求。

由于部落众多的多元化社会结构和小国林立的地区形势,阿拉伯世界的多数威权领袖在施政过程中总感实力不足,因而总是企图获取外部势力的支持,通过协调与世界大国的关系维系统治。富有的产油国主要寻求安全保护,非产油国的对外依赖则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和安全多个层面。从外部看,出于对政治伊斯兰和宗教极端主义的恐惧,也为了其国际关系层面的利益,美欧国家接受并且一直扶持温和的阿拉伯专制政权,无视统治者的独裁异化和普通民众的基本诉求。内外两方面的共同需求虽然有助于阿拉伯国家威权政府的稳固,但却产生了两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是统治阶层的对外严重依赖,包括接受西方援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进一步削弱了他们在民众心目中的合法性,加剧了普通民众的反西方心态,导致了反政府和反西方的恶性循环;二是长期而稳固的威权政治导致阿拉伯国家的公民社会空间严重缺乏,世俗力量衰落,宗教力量上升,特权阶层的腐化堕落和社会两极分化持续加剧,民主化进程客观上总是导致政治伊斯兰势力膨胀。

整体上看,君主制阿拉伯国家的政治改革时断时续进展缓慢,共和制国家则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极权化和世袭化倾向,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威权政府无一主动实现转型和过渡。在阿拉伯君主国,君主及其亲近的少数人控制着国家实际权力,政府内阁是君主行使行政权的机构,内阁首相的任命、内阁的去留均由君主决定,国内基本没有能够挑战君主权威的机构和个人。海湾各君主国的统治家族,对内掌控国家经济命脉和要害部门,利用丰厚的油气收入向民众购买合法性,对外以稳定油气供应成功抵制了西方国家的民主化压力,迫使西方国家成为权势家族的赞助人和保护神,保证政局稳定和权力世代交替。而在那些实行共和制的阿拉伯国家里,威权领袖们长期执政,少则十几年,多则三四十年,且大都谋求权力最大化和权力世袭,吉布提和叙利亚已经实现子承(叔)父业,也门、埃及、利比亚和突尼斯的权力世袭尝试正经受着严峻考验。由于许多阿拉伯国家的25岁以下人口超过总人口的一半,对社会稳定最关键的15-30岁年龄组占总人口的30%,严重的“青年人口膨胀”可能会因为高失业率和缺乏成功机会而加剧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和暴力活动,威胁伊斯兰国家政府和其他非伊斯兰社会。[13] 在经济发展已经遭遇瓶颈制约的背景下,资源丰富的产油国威权政府可能还有机会,可以继续用大把的金钱维持稳定和延续政权存在,通过庞大的福利体系和家长式管理让人民生活富足政治温顺。但那只是仅仅有着3000多万人口、资源丰富的阿拉伯世界,对另一个有着3.2亿人口、资源贫瘠的阿拉伯世界而言,威权政府自我转型的战略机遇期已经错失,多数时候只能依靠庞大的情报治安机器和军警力量,被动改革乃至内外压力下的权力更迭只是时间和形式问题。[14]

 

  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的威权政治个案

 

突尼斯共和国成立于1957年,半个多世纪仅历经两任总统。第一任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是突尼斯的奠基人与独立英雄,不仅以其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卓越贡献荣获“最高战士”称号,更因在社会发展方面的突出政绩而享有“国父”尊荣。然而由于威权政治缺乏有效监督和权力制衡的固有弊端,布尔吉巴在晚年逐步抛弃了初期的建国理想,大搞个人崇拜,贪权恋栈,专横跋扈,揽功诿过,朝令夕改,导致严重的政局混乱、经济停滞和社会不稳定。[15] 1987年11月,总理本·阿里高举“变革”旗帜,通过不流血政变废黜了年老多病的终身总统布尔吉巴,承诺要通过修宪取消终身总统制,实行多党制,给突尼斯带来“真正的民主和不断进步的政治生活”。[16] 1989年4月,本·阿里正式当选总统,此后四次连选连任,同时还一直担任执政党宪政民主联盟主席。本·阿里治下的突尼斯男女平等政教分离,经济快速增长,连续多年稳居非洲国家经济竞争力排行榜首位,以补贴形式分配民生资源来换取民众支持的“面包契约”行之有效。遗憾的是,在威权政治体制发展惯性以及人性弱点的共同作用下,本·阿里总统逐渐走上了和前任相似的发展道路,越来越不容忍不同意见,不重视民众的改革呼声,奉行只管“面包”的经济改革,依赖严格的管控来实现稳定和发展。在2009年的总统大选中,本·阿里不遗余力地打压批评者和竞选对手,威胁要将质疑投票结果的人投入监狱。与此同时,少数政治家族凭借垄断权力疯狂敛财,本·阿里家族因为积聚了高达35亿英镑的巨额财富而被称作黑手党式精英。由于体制僵化、贪腐、经济结构失衡、贫富分化严重等诸多深层次问题的制约,一条腿走路的跛脚改革日益缺乏社会基础和民众基础,得不到纾缓的民怨在等待沸点。2011年初,突尼斯社会高压稳定背后的暗流突然间汹涌而出,在获悉军队的中立态度后,执政23年之久的强人总统本·阿里携1.5吨黄金仓皇出逃沙特阿拉伯,其留在国内的支持者先后殒命或被逮捕。随后,新成立的团结政府任命无党派人士或资深专家担任国防、外交、内政等重要部长职位,没收本·阿里家族的财产,对平民在抗议示威期间被害事件展开调查,向那些在前政府时期遭到迫害的受害者和家属提供赔偿,同时释放全部在押的政治犯,承认所有政党的合法地位,201110月举行民族制宪议会选举。为了更稳健地推进秩序重建,突尼斯还设立了三个专门委员会着手进行全面改革,即“政治改革高级委员会”“清算贪污腐败和行贿受贿行为全国委员会”和“清算近期滥用职权行为全国委员会”,寻求在转向民主的过渡时期取消所有不民主的法律。相对而言,突尼斯的政权更迭代价比较小,在“茉莉革命”中仅有338人死亡和2147负伤;秩序恢复和重建进展还算迅速,在反映一个国家贸易状况晴雨表的“贸易环境”年度排名中,2011年的突尼斯依然在马格里布国家中排名最靠前, 位于第46位。

埃及的总统共和制政体介于西方的总统制与议会制之间,核心权力框架主要由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组成,这种体制保证了埃及政治的基本稳定和政策的连续性。但由于选举制度的结构性缺陷和长期的一党专政,埃及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的威权主义政治模式。总统拥有绝对权力,立法和司法机构无法对行政机构形成有效制约,所有的强力国家机器实体都正式或非正式地隶属于总统办公室。土生土长的纳赛尔总统带领埃及结束君主专制建立共和,走出殖民时代获得完全民族独立,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成功修建阿斯旺大坝,加快工业化进程,社会改革顾及基层民众利益,推动不结盟运动发展,极大地提升了埃及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民族自信,将阿拉伯民族主义发展到了最高潮。虽然埃及在此期间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国家发展也付出了比较大的代价,纳赛尔本人却至今仍是被怀念的“正确的独裁者”,被誉为2300年以来“统治埃及的第一个埃及人”。继任的“信仰者总统”萨达特开启了威权政治的民主化进程,“为和平而生,为原则而死。”萨达特颁布了埃及的第一部永久性宪法,对内鼓励私人资本发展,释放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对外弃苏就美,全面向西方开放,发动“十月战争”收复失地以战求和,主动出访以色列并签订《戴维营协议》,营造了一段开放和平的吉祥年代。循例接任萨达特的穆巴拉克继承了萨达特的亲西方路线,每年接受美国20亿美元左右的援助,成为美国在中东的主要外交支柱,但却重拾纳赛尔时代的铁腕,镇压穆兄会成员,清洗武装部队,以专制手段维护社会稳定,提高了埃及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和两位前任政治生命的猝然中止不同,威权领袖穆巴拉克是埃及政坛的“不倒翁”,他的后期执政实际上阻滞了埃及的政治变革和经济发展,始终不设副总统的考虑由初期的追求权力基础稳固演化为追求权力世袭,家族式贪腐甚至损害到了军队集团的利益,最终经历了由完美英雄领袖到专制独裁者的政治悲剧。埃及此后仅用10天时间起草并以77%支持率获得通过的埃及宪法修正案,主要就是针对穆巴拉克总统的贪权恋栈,包括将总统任期缩短至4年且只能连任一次,总统在就职后60天内必须任命副总统,选举活动应在司法监督下进行等。与突尼斯相比,埃及在后穆巴拉克时代的秩序重建进程要曲折一些,付出的代价也相对大得多。

卡扎菲治理下的利比亚是阿拉伯国家威权政治的另一例典型。在国家治理层面,卡扎菲软硬兼施,经济上依凭丰厚的石油收入大力提升全民福祉,曾首先将石油收入的50%分给民众然后再做国家预算,教育医疗全部免费,无偿给游牧民赠送定居所需的生产和生活资料;政治上采用具有明显部族政治特征的统治方式,不厌其烦地频繁更换军政官员,无休止地重新划分行政界线,以精锐的家族卫队替代被弱化正规武装部队,禁止一切政党活动,压制和削弱任何可能挑战其权威的机构,彻底打碎了正式的政权组织系统,建立所有人都效忠于卡扎菲个人的非正式机制,从多方面确保对最高权力的掌控。在对外关系层面,卡扎菲一味地追求我行我素,先后热情支持过“阿拉伯统一”、“泛伊斯兰运动”和“泛非主义运动”,信马由缰地数次宣布和邻国合并,以坚定的反殖民和反美立场迎合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涉嫌制造洛克比空难,公开羞辱立场温和的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暗中作梗法国的地中海国家联盟动议,把安理会称为“恐怖理事会”并要取消五大国的否决权,以走钢丝游戏的危险方式维持着其地区领袖、理论导师的称号和颜面。在意识形态领域,从“世界第三理论”、“自治自管的公社制度”到宣称公有部门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呼吁直接将石油收入分发给利比亚民众,卡扎菲屡屡高调提出具有诱惑力的政治主张。从客观效果看,卡扎菲政权更多体现了威权政治对国家发展的负面影响。其主要用于满足不同时期政治斗争需求的内外施政,包括大多只停留在口号层面的诸多意识形态探索,固然在短期内确保其政权能够经受住各类挑战而屹立不倒,但最终却给利比亚的国家和社会发展埋下了深刻的对立和冲突。国家建设上的歧视性布局致使东西部由来已久的分治传统发展为持续增加的分裂风险,权力分配上的厚此薄彼和家族化倾向又让深感不公的其他部落心生怨恨等。2011年利比亚国内反政府运动的风起云涌和以部族对峙为特征的武装冲突,就是威权领袖卡扎菲执政四十余年处心积虑巩固权力的必然结果。但有点悖论的是,卡扎菲的多年执政虽然导致了部分民众的审美疲劳,上升通道的阻绝也在权力体系内外积聚了较多的反对派势力,但由于长期对其他社会机构和部族民众的弱化,一盘散沙的反对派缺乏可以利用的有效组织机制,如果不借助外部势力的干预几乎不可能战胜卡扎菲。即便是利比亚的正规武装力量,也因为自身的孱弱和部落特性而不会保持中立甚或整体倒戈支持反对派,基本不可能在政权更替过程中起到稳定或提供秩序的作用。政权血腥更迭的最严重结果,并不是卡扎菲本人受辱而死,也不是2011GDP下跌60%,而是因之产生的裂痕深深地分裂了利比亚社会,很多地区处于令人不安的“半独立”状态。各地部落武装间的战斗此起彼伏,散布各地的民兵组织无视中央政府的指令,进入的黎波里的各派武装在整编问题上漫天要价。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秩序重建长期缺少共识,进展迟缓,甚至面临着分裂的危险。

 

  “阿拉伯之春”的现状及其发展

 

布什政府的“大中东民主倡议”因各种原因不了了之,但其留下的政治改革积淀,包括对民主政治必要性的基本共识,对家族统治合法性、选举公正性、领导人任期和权力世袭等问题的公开讨论,却使得阿拉伯国家民主化的内部环境有所改善。正因为这种普遍的思想解放和民主意识萌芽,阿拉伯国家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不良表现引发了意想不到的结果。2011年初,突尼斯的“茉莉革命”迅速以燎原之势向整个阿拉伯世界蔓延,二三十岁的阿拉伯年轻人是运动的主力,社交网站的组织协调功能客观上使他们没有统一领导者也能够进行充分的社会动员。[17]而正是这股有别于自由知识分子和伊斯兰主义者之外的“第三股势力”,让穆巴拉克等威权领袖数十年来处理政治反对派行之有效的“软硬兼施、分割瓦解”策略失效,可能发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震动了从拉巴特到马斯喀特的所有阿拉伯国家掌权者。[18] 由于维基网站曝光的电文最早向公众展示了多国领导人及其家族的豪奢贪腐,无意间充当了民众街头革命的催化剂,网络在整个阿拉伯政治变局中起到了强大的信息沟通、社会动员和组织作用,“阿拉伯之春”又被看作是世界上第一场“维基革命”。[19]

整体上看,从20101217日的“茉莉革命”发轫到20113月底利比亚局势的胶着状态,阿拉伯民众街头革命摧枯拉朽般的发展势头在经历了一段高潮后似乎暂时陷入了停滞。这既因为执政者加强了对民怨的纾缓和对民众街头运动的镇压,同时也因为已经取得的成果需要时间消化。但这种停滞究竟是整体发展的转折点还是下一次总爆发前的力量积聚,却似乎越来越取决于利比亚的局势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利比亚的政权更迭是阿拉伯国家政治变局第一阶段的最后一幕,它直接影响着叙利亚、也门等共和制国家的未来命运。无论利比亚的未来是外压下的权力民主化改造还是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分崩离析,卡扎菲强硬求生的示范效应给了其他国家的执政者以鲜明的暗示,例如沙特和叙利亚对待民众示威游行的态度比较强硬,也门的权力交接一波三折,有人就叹息本·阿里和穆巴拉克的不够铁腕才导致凄惨结局。阿拉伯民众运动第二阶段的发展方向有两个,叙利亚的局势发展代表“革命性”的趋势,具体情况决定着“阿拉伯之春”的进一步发展方向;[20]作为政治上最重要的阿拉伯国家,埃及在后穆巴拉克时代的政治和社会改革进程,将引领阿拉伯世界政治变局第二阶段的“建设性”发展趋势。[21]

从受波及程度看,阿拉伯各国的政治变局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这几个国家的旧威权领袖已经被迫下台,从专制到宪政民主的秩序重建正在各派势力的博弈中艰难推进。在突尼斯和埃及,由于强人政治的诸多后遗症,包括反对派无力提供现成的替代方案,群众运动多是没有领袖和组织机构的自发性抗议浪潮,孱弱的新政府被迫取悦各方利益,民众的政治参与需求因为空前的兴奋和高期望状态而迅速膨胀,埃及的过渡军政府提出要制定法例禁止示威,故最高领导人的下台并不意味着民主制度的必然诞生,这几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建设阵痛伊始。[22]也门和利比亚的初期情形比较类似,动荡发生的主因都是长期的地区分治传统和部落利益纠结,都接连发生高级将领和部落领袖叛逃事件,但由于两国军队的地位和威权领袖的个性差异,两国权力更迭的过程和结果大相径庭。萨利赫总统的态度比较摇摆,一方面希望在宪法框架内以和平对话方式移交权力,提议与反对派对话,下令军队不要向示威者开火,但另一方面又比较恋栈,连续三次反悔交权协议,最终导致其个人被炸成重伤离国疗伤,无奈授权代行总统职务的副总统与反对派展开对话并签署任何协议。由于国际社会普遍担心“基地”组织会趁乱生事,海合会又积极在也门各派别之间斡旋,故也门的政治动荡基本在现有政治框架内解决,未来道路应该和突尼斯与埃及相似。[23]利比亚的情况恰好相反,由于卡扎菲拒不让位且无情镇压反对派势力,长期被削弱的正规军队无力像突尼斯和埃及同行那样稳定秩序,卡扎菲之后的利比亚注定将发生实质性变化,要么开启类似伊拉克的国家重建之路,要么因为深刻的利益分歧而发展到东西部对峙的割据局面。虽然脱离威权政治后的秩序重建难免一段时期的混乱,例如佛朗哥之后的西班牙和1987年后的韩国等,但埃及和突尼斯的特殊性在于,如果不能很快建立一种新的秩序,那些被镇压下去或者驱逐出境的极端主义势力就很有可能走出以往的地下状态。不可预料的无序和混乱状态将让许多无辜者成为牺牲品。[24]从既往的政治发展教训看,政权发生改变国家的宪政民主建设应该注重平等性和可持续性,确保人事更迭不会导致体制运转的重大改变,必须确保继任的威权领袖不会成为新的法老。未来的埃及和突尼斯可能会出现某种形式的“威权怀旧症”,埃及穆巴拉克政权的支持者在20116月底与防暴警察发生了严重冲突,但那本质上类似于中国古人的追慕尧舜,是希望表达对现状的不满和批评而不是希望回到过去。

第二类国家是阿尔及利亚、巴林、吉布提、叙利亚,都正经历着民众街头革命的严峻考验,发展走向取决于执政者的具体应对。鉴于上世纪90年代血腥内乱导致20万人被杀的惨痛教训,已经启动的政治体制改革涉及总统和议会权限、总统任期、视听媒体开放等诸多方面,故只要布特弗利卡总统明确不再谋求连任,切实进行包括政治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人心思定应该还是阿尔及利亚未来发展的主流。巴林的民众街头革命发生较早且教派斗争色彩浓厚,但由于该国政治改革起步较早,权力架构相对包容,外部又有海合会和美国的坚定支持,未来局势发展还在可控范围。吉布提和叙利亚的情况类似,都是子承(叔)父业,执政时间较长,但发展趋势不同。吉布提是美军在非洲的唯一驻地,本身又实行着多党制,民众的改革诉求主要是反对盖莱总统谋求第三任期,解决起来相对容易,对地区局势影响不大。叙利亚的地缘战略位置重要,是“阿拉伯世界的心脏”,政府和反对派的对抗已经发展为事实上的内战,双方都有着强大而坚定的支持力量,现状胶着。由于不能确定受过西方教育的巴沙尔总统危机应对的最终走向,究竟是强硬镇压反对派示威以延续其父的铁腕政治还是主动有序地结束极权性质的威权政治而成为叙利亚的蒋经国,暂时还不能确定围绕叙利亚问题展开的国际力量博弈的最终走向,叙利亚究竟是阿拉伯世界的定时炸弹还是发展的转折点值得关注。

第三类国家包括沙特、科威特、阿联酋、阿曼、摩洛哥、约旦、巴勒斯坦、伊拉克、黎巴嫩、科摩罗、毛里塔尼亚、索马里和苏丹等国,均有民众示威活动乃至反政府武装活动,但遭遇的危机程度不同,各国的具体应对也不同。海合会国家的君主制传统深厚,都有巨额石油收入支撑政府运作和纾缓民怨,有西方国家的坚定支持,面对危机时经常抱团取暖,各国王室结成了保卫王权的“神圣同盟”,强大富裕的沙特无疑是支持各国现政权稳定的中流砥柱。正因为如此,海合会国家不仅在政府做出有限让步和改革后社会对抗趋于和缓,站稳脚跟后还主动介入也门和利比亚内乱,甚至借助叙利亚内乱剑指民族宿敌伊朗。[25]摩洛哥和约旦属于传统的君主制国家,与西方国家关系良好,两国现任君主都相对开明,继位后推行了很多改革,寻求海合会组织的保护,20116月更进一步提出了主动放弃重要权力的政改计划,寻求建立有民主国会的君主立宪体制,故示威活动基本还是民众意愿的一种表达。巴勒斯坦、伊拉克和黎巴嫩等国政府受到的冲击不大,这既因为连续多年的内部动荡淡化了民众的民主诉求,也因为既有的政治架构给反对派势力留有空间,能够以体制内的权力更迭化解冲击。科摩罗的最迫切现实问题是内部的真正统一与和平,毛里塔尼亚在最近五年间已经发生了两次军事政变,索马里则是军阀混战割地为王,这些国家来自反对派的政治压力已经得到释放,甚或就没有什么执政者和反对派的分野界线,民众的政治参与愿望还比较低。苏丹受到的冲击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不同,其关注重点在于如何处理同即将正式独立的南苏丹的关系。巴希尔总统为了避免穆巴拉克的下场已经宣布不再谋求连任,但如果他不能充分掌控北方穆斯林精英集团,南苏丹独立之后的国家稳定问题就非常令人担忧,甚至他能否顺利完成这一任期都是个问题。

第四类国家只有卡塔尔,不仅未见有示威活动发生的报道,其在阿拉伯国家中的带头出兵利比亚以及率先承认反对派之举,还显示了该国以小搏大、争当阿拉伯新时代领头羊的国家战略定位。[26]卡塔尔在阿拉伯世界政治变局中表现突出的原因有三个。首先,全球最高的人均收入和较好的未来发展预期使得卡塔尔内部比较稳定,民众对现政府比较满意。从2003年的1300万吨到2011年的7500万吨,液化气出口的长期稳定性和500%的增幅使卡塔尔的财力显著增强,20002011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幅达13%,直接投资和人均收入水平位居世界第一,有能力为发生动荡的阿拉伯国家提供支持。其次,总部设在该国的半岛电视台自成立以来就一直梦想掌握影响阿拉伯政治发展的话语权,对阿拉伯世界问题的持续关注以及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等热点问题的报道令半岛电视台声誉鹊起,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之一,收视人群到2011年初已达到5000万人。受惯性驱使,加之王室成员、卡塔尔天然气公司总裁取代了原台长瓦达·汉法尔,半岛电视台在2011年的阿拉伯世界政治变局中充当着“革命司令部”的角色,一直是阿拉伯各国反对势力声音对外传输的最大集散地,报道力度与效果远超CNNBBC等国际强势电视媒体。西方媒体甚至发出“如果没有半岛电视台,中东革命是否还会发生”的疑问。[27]第三,卡塔尔国际境遇比较优越,美国是卡塔尔的亲密结盟和安全保障,美国在卡塔尔两个军事基地的驻军人数至少是卡塔尔军队总数的1/3;与西方国家关系良好,供应了欧洲2011年进口液化气的43%,被视作可靠的供应商,卡塔尔资本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市场,在同欧盟和中国的竞争中占得先机。

余 论

 

总体上看,中国现阶段参与中东政治事务的程度还不太深,无意也无力成为中东地区新秩序的一个主要外部力量;与中东国家的经济利益总体上仍然以商业利益为主,主要涉及相对稳定的沙特、阿联酋、伊朗和苏丹等国,需要中东地区形势的稳定以避免进一步伤害中国的商业利益。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应对2011年中东政治变局的出发点就和参与美国主导的阿富汗重建一样,主要着眼于“止损”而不是“求益”。对内,启动应急机制多渠道保障中国海外公民的人身安全,敦促相关企业做好从危机地区撤离后的资产保全等善后工作,积极运用规则挽回损失并应对恶意索赔,强化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风险评估。对外,充分尊重中东各国人民的选择,与对立各方都保持接触,支持一切有助于政治解决问题的努力,及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和支持。[28]

从根本上说,作为传统政治大国和正在崛起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因素是任何中东国家进入革命后社会发展阶段都不能忽视的客观存在,无论出于历史传统延续还是现实利益考量,都需要发展与中国的传统友好,正面回应中国的一些政治需求和经济关切。在政局一再吊诡发展的巴基斯坦,各政治派别如果得不到美国的支持确实很难登上最高权力宝座,但掌权后要维持运转却必须深化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各派别的执政蓝图最终都必须依靠建设性的中国因素才能实现,中巴战略伙伴关系因之基本未受巴政局复杂变动的影响。1979年之后的中国与伊朗关系一度非常冷淡,德黑兰大街上到处可见“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打倒中国”的口号,[29]但因为革命后社会的发展需要及其在战争期间的艰难处境,伊朗在1982~1991年间共购买了中国38亿美元的军火,[30]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第二大武器买主和反对霸权主义的重要战略相关国家。在正发生着激烈巨变的利比亚,中国与各主要派别均保持接触,尊重他们按照自身理解所做的路径探索实践,虽然一再批评多国部队的军事打击违反国际准则,长时间不回应“国家过渡委员会”希望中国派工作组前往利比亚、派特使访华等请求,但中国在利比亚的项目和资产仍得到了对立双方积极的保护,将双方都视为“重要对话方”的中国越来越成为最受欢迎的危机调停人。[31]就此而言,现阶段的中国中东外交还应该继续量力而行,不太过介入中东国家的内部派别纷争,尊重各国民众的自主选择,在局势明朗后和最终代表民众的政府打交道。这样做既是既往以不变应万变“整体超脱”外交传统的延续,也是权衡国际政治现状和中国实际影响力后的理性选择,应该、也能够得到相关国家的理解和尊重。



[1] John L.Esposito, John O.Voll, Isla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96.

[2] Bernard Lewis, “Islam and Liberal Democracy: A History Overview”, Journal of Democracy, April 1996, p.54.

[3] Marwan Muasher, “Arab Myths and Realities”, Project Syndicate, March 8, 2011.

[4] “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是西方学者区分当代世界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政治术语,通常与 “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和“民主政治”(democracy)并列,国内曾出现威权主义、权威主义等多种译法。本文采用“威权主义”的译法,同时将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相应的政治形态称之“威权政治”和威权政府。相关论述详见胡安·林兹:《极权与威权政权》,《政治科学大全》(第3卷),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3年版。

[5] 参见孙代尧:《威权政体及其转型:理论模型和研究途径》,《文史哲》2003年第5期,第146页。

[6] Axel Hadenius & Jan Teorell著;王正绪、宿亮译:《离开威权主义后的演进路径》,《开放时代》2010年第1期,第89页。

[7]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一卷),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6页。

[8] 克里斯玛型权威 (Charismatic authority)是从早期基督教观念中引入政治社会学的一个概念,意指建立在个人超常品质及其所体现的特定使命信仰基础上的权威,其建立前提是克里斯玛威权型人物的出现及其对政治生活的控制。参见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1页。

[9]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

[10] Henry A. Kissinger, “A New Doctrine Of Intervention?”,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31, 2012.

[11] 黄民兴:《试论20世纪中东君主制的变迁》,载《西亚非洲》1997年第6期,第26页。

[12] 此表格参阅了Mehan Kamrava, The Modern Middle East: A Political History since the First World War,BerkeleyandLos Angele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2005.p.284.

[13] []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14] Zalmay Khalilzad, “Democracy inTunisiais Just the Start”, The Financial Times, Jan 19, 2011.

[15] 安惠侯:《突尼斯首任总统布尔吉巴评介》,《阿拉伯世界》2004年第6期,第23页。

[16] 晓谷:《从布尔吉巴到本·阿里——突尼斯政权更迭的背景》,《国际展望》1987年第23期,第7页。

[17] David D. Kirkpatrick, Michael Slackman, “Egyptian Youths Drive the Revolt against Mubarak”, The New York Times, Jan 26, 2011.

[18] Mona Naggar, Michael Slackman, “Arab Leaders Keep an Eye onTunisia”, The New York Times, Jan 18, 2011.

[19] Elizabeth Dickinson, “The First Wiki Leaks Revolution?”, Foreign Policy , Jan 13, 2011.

[20] Rania Abouzeid, “Arab Spring: Is a Revolution Starting Up inSyria?”, Time Weekly , March. 19, 2011.

[21] Editorial, “If the Arab Spring Has a Second Phase,EgyptIs It”,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12, 2011.

[22] Nicholas D. Kristof, “Democracy Is Messy”,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30, 2011.

[23] Con Coughlin, “YemenandSyriaPose a Greater Threat to Us thanLibya”, The Telegraph, March 24, 2011.

[24] Ishaan Tharoor, “Tunisia’s Dictator is Out But What’s Left Behind?”, Time Weekly , Jan 14, 2011.

[25] Charles Krauthammer, “Syria: It’s Not Just about Freedom”, The Washington Post, Feb 3, 2012.

[26] 马晓霖:《阿拉伯世纪巨变启示录》,载《国际先驱导报》201149日。

[27] Sherry Ricchiardi, “The Al Jazeera Effect”, American Journalism Review, April 21, 2011.

[28] Teddy Ng, “Beijing Playing Both Sides in Libya”,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n 8, 2011.

[29] 华黎明:《28年前,在伊朗感受“革命”》,载《世界知识 》200741日,第56页。

[30] Mohamed Bin Huwaidin, China’s Relations With Arabia and the Gulf, 1949-1999, Routledge Curzon, London, 2002, p.165.

[31] Rose Luqiu Luwei, “China Must Deal More Flexibly with Countries Undergoing Democratic Chang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n 7, 2011.